山东栖霞三成居民祖先来自云南 移民多为军队调动而来

李元章 记者程权/摄

吕伟达 记者刘普礼/摄

栖霞，现为山东省烟台市下属的县级市。之所以关注这里，是因为在此前采访大理祥云穆红寻亲的故事时，牵出三藩之乱后吴三桂旧部被迁往东北、山东的观点。

“我们栖霞确实有很多村庄都来自云南，全市共有966个自然村，有246个村的居民自称祖先从云南迁来，占了全市村庄的1/3。”栖霞市民政局地名办工作人员崔保华老师肯定地答复。那么自云南来的这些移民，又是否为吴三桂旧部呢？

246个村庄来自云南

栖霞市民政局地名办提供的资料显示，从云南迁来的这246个村，其迁移时间跨越了元、明、清三代。并且每一个村庄在哪一年建村，人员从何处迁来，迁来家族的姓氏，以及村名的由来都有详细记录。

例如该市的南路家沟村，是清康熙年间，路姓由云南迁此建村。因处沟洼地形，故名路家沟。因与本地路家沟重名，1958年更名南路家沟。今村有周、谢、蔡、范、慕、刘等姓氏。据栖霞文化馆退休馆员李元章统计，除去云南之外，四川、山西、江苏等省外移民建村数量之和也仅为47村，可见云南移民到该市的规模非常大。

而栖霞村庄建立的时间主要又集中于明、清两个朝代，明朝建村595个，清朝建村314个。

尽管栖霞三分之一村庄的祖先从云南迁来，但在记者向栖霞市民政局地名办、文化馆退休馆员李元章、栖霞地名研究者牟其奎以及山东省民俗学会副秘书长吕伟达求证栖霞、烟台是否有吴三桂旧部的移民时，专家们均表示缺乏史料、家谱的支持，难以考证。

栖霞市共有232个姓，李元章已经查阅了102个姓的家谱。老人很坚定地说，依据栖霞现有家谱和史料记载，云南移民大多数是明朝洪武到崇祯年间迁徙到此，并且以洪武年间居多。因为明洪武年间因战乱导致胶东半岛人口锐减，明朝政府从省外移民，以缓解胶东半岛十室九空的局面。

让人疑惑的还有，众多自称从云南、“小云南”迁徙而来的家谱中，有具体县名和村名记载的并不多。“明朝初年的云南汉族较少，明朝政权在云南也并不算稳固，因此是否有大批移民能从云南来到胶东半岛，还有待考证。”李元章表示怀疑地说。

山东省民俗学会副秘书长吕伟达，以及青岛即墨市谱牒协会副会长孙鹏均认为：明朝初年从云南迁徙到胶东半岛的云南人是由军人和军户为主，迁徙的目的是镇守海岸，防范倭寇。尽管明朝初年胶东半岛因战乱导致人口稀少，但到清朝时期山东人口膨胀，为了生存不少山东人已经开始闯关东了。

因此，两位专家都不支持吴三桂的“降卒”被发配至胶东半岛的观点。因为，这不符合当时山东人多地少的社会状况。“如果朝廷将吴三桂旧部发配至山东，一来加重了山东的负担，二也养不活他们。”吕伟达说。

烟台的云南移民多为军队调动而来

“现在的烟台，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才形成的城市。在此之前，这一片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福山县。研究烟台云南移民的问题，应以福山县为主。”吕伟达说。二三十年前下乡调查民间文学时，听有村民自称其祖先自云南或“小云南”大槐树迁来。当时吕伟达就感到好奇，槐树是北方树种，几百年前的云南能有槐树吗？大槐树到底在哪里？

此后随着烟台城区的扩大，在建开发区时又发现了两宋时期一些少数民族的坟墓。这种坟墓被称为丘子坟，约两平米大，用石块垒成，墓葬形式与烟台汉族墓葬区别较大，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丘子坟与云南的石屋坟有一些共同点，这更激发起吕伟达研究云南移民的兴趣。于是，那段时间他常到图书馆查阅古籍、县志，并深入福山区的村庄走访，试图理清这些疑问。他查到，云南省在元、明、清以前都没有云南的称呼，并且依据明洪武二十六年云南省的人口统计，仅有259270口人。并且当时记载的云南距京师8200里，京师距福山2000里。就20多万人，怎么可能移民山东呢？更别说要扶老携幼，跨越千山万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但当他进一步查阅明朝军队调防的情况时，又看到了云南移民的可能性。《明史·兵志》等相关军事资料中记载，明洪武十五年平定云南后，进入云南的30万大军，有一半又被调防出云南。同样在明洪武年间，朝廷在山东沿海设立莱州卫、登州卫、宁海卫、威海卫、成山卫、靖海卫、大崇卫、鳌山卫、灵山卫驻军防守。而在福山县周边，则设置有福山中前千户所和奇山守御千户所。在其对村庄的走访和查阅其他市县资料后，祖先来自云南乌撒卫的情况也比较突出。吕伟达查阅烟台当地家谱后知晓，从云南乌撒卫迁来的绝大多数是明朝的军士或军户。这也印证了军户移民到山东的推测。

移民对烟台文化影响深远

在查阅烟台相关志书后吕伟达发现，明朝洪武年间，山东地区的移民是整个华北地区移民的重点。移民的组成，不单是江南人口，还有中原和西北地区的，民屯的来源则有三大类，一是山西洪洞、河南固始、还有谱牒口传的“云南”、“小云南”。继续考证后他认为，云南山东两地相距甚远，民屯是跟随军队而来的可能性极大。因为明朝的卫所制度要求军人背后还需要军户供养。年轻的军人在云南结婚之后，调防时带上个别女方的亲属而来是极有可能的。随军队而来的少数普通人有了军队亲属的庇护，食物、安全、医疗等问题都可以解决。但本身又不属于军户，到山东后加入民屯的队伍。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除去军户移民，还有民屯的云南移民。

此后，吕伟达撰写了《胶东地区移民初探》的论文，引发了关于云南移民问题讨论热潮。在此之后，对于“小云南”究竟在哪儿的讨论，不时见诸报端或学术刊物之上。和山东其他地区的讨论相似，持“小云南”在山西、在河南、在乌撒卫观点的学者很多。但明朝云南乌撒卫士兵调防山东的记载是确凿的，一部分云南人或长居云南的人来到胶东半岛屯田戍边、繁衍生息已是不争的事实。

“福山县在明初的人口规模不超过五万，但境内有两个千户所，每个士兵背后还有三到四个军户供养，因此，军户移民对福山县人口结构和文化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吕伟达说。当然，明代移民山东的人员不止有云南，还有来自华北、江南、西北的众多人员，移民对当地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例如对当地经济结构，人口组成结构的改变非常直观，更改变着当地的文化。

大迁徙合理地分配了人口生存空间，移民与当地土著居民在文化、生活习俗上经过长期磨合、渗透，为当地地域文化的发展、提高必然产生新的先进文明现象。福山移民后裔产生的75名进士、200名举人，便是最有力的证明。（春城晚报 记者程权 邓建华）